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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观点|应对老龄化要解决养老服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发布者:管理员 浏览量:236 发布时间:2022年04月09日

民生周刊:目前,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

陈建奇:主要问题是,一方面,养老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国际化不够;另一方面,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第一,养老产业规模化不够。一个产业要发展,首先要有规模,规模化水平是检验养老产业是否充分的重要标准。目前,我国养老产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有些地方已经有比较好的模式,但效益如何、可否持续、能否推广都存在很大疑问。

第二,标准化不够。养老服务有个性化需求,但更多还是共性需求,要解决的问题比较集中,如最基本的吃、住、医、护等,但不少养老机构往往强调“特色”,不同城市、区县、街道,不同镇,不同村,养老服务各有“特色”,导致现有经验难以推广,无法形成标准化。

第三,国际化不足。日本和北欧国家老龄化较早,养老产业历史悠久,有成熟的模式和经验,我们可以结合实际情况研究、学习、借鉴。对于成功的国际养老业巨头的管理经验,可以引入国内,尽快培育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际水平的养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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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养老事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同样适用于养老事业。

不平衡,一是区域不平衡。一些经济发展好、财政相对充裕的地方,养老做得就好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养老事业往往比较落后,养老服务水平比较低。二是社区之间不平衡。同一个城市不同的区,或者同一个区的不同社区,养老服务水平(饮食、医疗等)都有很大差异。三是群体之间不平衡。因个人理念和爱好因素等导致对养老概念的理解不同,但更重要的还是周边基本养老服务水平差异对其产生影响。产生以上不平衡的原因各异,但主要还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的。

养老事业发展不充分,是下一步要着手解决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供给不足问题。目前,许多地方的养老服务体系,为了“有”而建,而不是为了真正解决问题,导致养老服务能力不足。同时,有些地方存在养老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结果就是错位、缺位并存。

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一是政策落实不到位,政策间的协调不够;二是资金保障不到位。养老体系特别是养老产业发展,金融是关键因素,政府应该为养老产业的发展提供金融和财政资金支持。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体系,确保投入的资金能够真正用于老龄事业。

民生周刊:目前,在很多城市社区,各类养老资源相对分散,应如何有效整合这些社区资源,更好地为老人提供医疗、就餐、陪伴等服务?

陈建奇:资源整合是一个管理问题。解决养老服务资源整合问题,需要从三方面着手,即组建专门管理机构、培养专门管理人才、创新资源管理机制。

一是建议组建老龄服务局。中国未来会有约5亿老年人,占总人口30%左右,应对老龄化问题已成为我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形势下,可以考虑组建专门管理机构,更好地统筹相关资源。

二是加快培养专业管理人才。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需要大量专门人才,既包括服务人才,又包括管理人才。

三是推进资源管理创新。养老服务对人力资源需求量极大,仅靠专门人员难以完全满足,需要通过管理机制创新来鼓励更多年轻人投入这项事业。比如,北京推出“时间银行”养老志愿服务互助模式,通过提供养老志愿服务时间积攒获得“时间币”,“时间币”可用于兑换相关养老服务,可本人满60岁后兑换使用,也可转赠直系亲属。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管理创新尝试。

民生周刊:《“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要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陈建奇:老龄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的关键,在于推动养老产业的做大做强。

一是数字化。养老属于服务业,需要大量劳动力,为避免与其他产业争夺有限的劳动力资源,应努力提高数字化或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养老服务智能机器人,逐步替代一些现在必须由人力完成的工作。通过运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信息技术来构建智慧健康养老体系。

二是标准化。以医、护、食、住、养等基本需求为重点,包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在内,分门别类梳理,制定统一的服务内容和标准,在实践中补充完善和逐步推广,标准化也有助于规模化推进,个性化服务作为补充。

三是规模化。大量老龄人口需要依托规模化的养老服务体系,规模化有助于节约成本、提升效率,但规模化的实现最终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可以考虑在养老服务体系发展中通过数字人民币提供金融支持,数字人民币可以跟踪货币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监督相关资本是否全部服务养老事业。

四是社区化。社区化是解决养老问题的关键环节,不管是居家还是社区养老,未来95%左右的养老服务需要与社区有关,养老资源特别是医疗资源也必须下沉到社区。

五是国际化。养老产业发展也要对外开放,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一方面,可以借鉴北欧、日本等国家先进经验和成功模式,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考虑引进跨国养老企业投资,促使我国养老产业加快发展;另一方面,鼓励出台专门政策,推动我国养老产业做大做强,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